70年代 | 陈好梅：抓革命促生活，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8-3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陈好梅，1953年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搬运工，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师。1990年~2008年在新加坡生活。

原题

动荡时期的剧团风云

（下）

作者：陈好梅

好像是在1971年初，团里终于准备上新戏了，那么化妆间就得恢复过去的功能。因此我们三家人一起搬到了“大楼”的一楼，总算摆脱了越来越严重的漏雨问题。（说来可气，我们住在那儿时总务科的人老是说屋顶无法修好，等我们一搬走人家就赶着修好了。）

回到“大楼”的感觉并不好，觉得房间比化妆间小了暗了，地点也偏远（其实整个剧团占地面积并不大）。记得那时候大人们仍然常住在外，为了留团家属的安全，木工班给我们一楼住户的窗户都做了木栏杆。

我和小东仍然是邻居，也仍然各养着一只猫（那只热爱自由的母鸡已经被团里的偷鸡者偷走了）。有一天夜里，我的猫被她的猫追赶，从木栏杆的顶端逃回房间，那只猫也跟着跳上栏杆猫视眈眈，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之意。我吓得坐起来连叫了两声“滚！”它才转头跳下去。楼上一对年轻夫妇被我的叫声吓得一翻身坐起来聆听，以为我遇到了坏人。接下来他们听到我唤猫咪的声音，才松了一口气重新睡觉。

我不懂事，第二天听他们说起来，一点儿也不知道感谢。同时还想到，曾经听说过谁谁谁半夜跑去和谁谁谁偷情，早上才蹑手蹑脚地出来，那得多大的胆子啊，在这么不隔音的情况下！由此也就更加理解小说中那些“欲高人胆大”的情节了！

说起来住在团里确实很奇妙——大人家属孩子全都搅在一起，生活和工作也都在同一个地方，简直像是一个村儿里出来的。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视线中——谁家买了什么好东西做了什么好吃的，谁家两口子为了什么事吵个架骂个街，那些已婚者搞点儿婚外恋，甚至谁对谁有点儿什么意思，统统都逃不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

所以，在这样的居住环境中，我被人提点儿意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有一段时间又在开展“整党”活动，我妈被人家提的涉及到本人的意见有：我常常抱着猫躺在床上看书，自己家的煤要找别人挑回来等等。我妈告诉我这些，当然是希望我开展整改活动，可是我那时候早跟小东通过气儿了，知道她也被提了类似的意见（说她家的猫吃得太好了——那时老鼠多极了，好多家都养猫）。于是我也学着她的说话方式，很霸气地答道：“关他们屁相干！”气得我妈唠叨了很久。

其实说起来是有些惭愧，我虽然热心家务，却有一件事始终没学会也不想学，那就是挑煤。那时煤球都是凭票供应的，每个月有一百多斤，过期作废。虽然我们自己不常开火做饭，但也不能浪费啊。

最初我和我二姐还去买过一次，两个人用借来的扁担合着抬上坡来。后来团里的小伙伴告诉我，街道上有人帮忙挑，忘了是多少钱挑一百斤了，反正她带我找到了那个人，从此我就与这重体力活儿告别了——话剧团所在的小街上有不少家境赤贫的人家，他们的孩子宁愿打零工挣钱也坚决不肯下乡当养不起自己的知青。

后来我们就迎来了第三次团内搬家，那是在1971年夏天。那次我和小东都在北京过暑假，之后我就要下乡插队了。在北京小东跟我见面时高兴地说，这下咱们都不用参加搬家了，一回重庆就住进新家！

这次我们原来住在化妆间的三家人分开了，我们又一次搬入了大楼旁边的“保姆楼”。虽然它只是两层的篾片房子，但视野很好，而且过道比大楼宽多了。于是各家都堆了不少杂物在那里，还都在过道的木地板上生炉子做饭，真是不大安全。

我们住在二楼。最外面两个门对门的房间是团长家，她是抗战期间“孩子剧团”的成员，那时已经被“三结合”进入领导班子了（文革结束后任重庆文化局局长）。她爱人是舞美队的队长，江浙人，很会做菜，我因此学到了一些炒菜诀窍。她家孩子多，上面是三个儿子，最小的幺妹（比我小几岁）跟我们有点儿来往。

幺妹是典型的剧团孩子，其特点是保持着一颗热爱八卦的心，我妈曾当面学她伸着脖子赶着去看突发性热闹的样子，批评说太“俗气”。

有天晚上，剧场里正在演出，听对门邻居回来说坐在前排的一对男女公开秀恩爱，姿势很是不雅，幺妹就连忙喊我和那人的太太：“快点儿走嘛，我们去看！”（可以通过化妆间过道的窗洞看到剧场的前几排）我脱口答道：“哪个要去看哟？低级趣味！”

她俩兴致勃勃地走了，我妈除了指出我不应该打击群众热情，说人家低级趣味之外（其实我想说的是那对男女），对我的不从俗还是颇感欣慰的。（后来有一天我妈指责我，说我表面看着挺随和，骨子里却傲气十足，我回答道：你应该庆幸我没有变得跟你们团里的某些人一样！）

住在中间门对门两间房子里的是团里的美工“饶头”，他的特点是重庆人的“落教”（讲义气），同时也很精明。有一次我妈遇到了什么事情，他主动请缨道：“我去帮你绝（骂）回来要得不嘛？”

那时我又养了一只特能下蛋的母鸡，把它关在过道做饭用的方桌下面。它也跟上一只那样喜欢出门。饶头的妻子（一个中学的校医）手把手地教会了它怎么上楼梯回家——抓住它的双翅，一步一步地跳上每一层台阶。只教了两次，人家就学会了。每天黄昏，它就笨拙地扇着翅膀，一步步地往上跳，再摇摇摆摆地走回家，那场面是很具观赏性的。

然后就是我家和对门的房间了。对门邻居也是舞美队的，其妻是纺织厂女工。因为纺织厂的噪音过大，年纪轻轻的她已经因为神经衰弱而长期吃劳保不再上班了。同时，出于同一个原因，这个瘦瘦的女人说话声音极大，面对面说话都用嚷的。

这对夫妻过日子的热情很高，对家庭建设也很有热忱。具体表现是，男主人几乎每天下班都像蚂蚁搬家似的拿回一样“公家”的东西，哪怕只是一根木条。对别人的质疑，他们的回答是：“我们连人都是公家的！”

有一段时间，男主人的妈妈搬过来跟他们一起过。由此我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近距离观察婆媳作为天敌的相处模式。同时我也明白什么叫言传身教了——她跟儿子一样天天都想有点儿进项，可苦于没机会，只好偶尔偷拿我家一块煤去添炉子，或者随时把我们做饭时放在桌上的筷子收走。结果他家的筷子越来越多，我家的却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趁她不在，我公然把他家的筷子筒拿过来，一次性地收回了我家的全部损失。

这老太婆的名言很多。有一次，她儿媳的弟弟又来吃饭了，这次他没有带女朋友，因为他们刚刚分手了。老太婆就一个劲儿地怪他说：“喊你莫吃猪蹄子叉叉呀，你要吃猪蹄子叉叉！”愚钝的我细心领会了一会儿才明白，原来是“猪蹄子叉叉”把他的女朋友给“叉”走了！

虽然大家各有各的毛病，但却并不妨碍我们几家人相处甚欢。比如到了夏天，楼上热得像蒸笼一样，就不能再生炉子了，人也没有胃口。那时我们几家人就共同用一个炉子，将之提到一楼的楼梯口放着，各家轮流用它煮绿豆稀饭。

可以说，在各家人大张旗鼓地做饭时，我们“保姆楼”真是一片和谐的。那时我妈热衷于传授包饺子的技能（除了这个她也不会别的），团里有几家人受益匪浅。有个上海人，家里常常来客人，除了由此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之外，每次买菜做菜也很麻烦。自从学会了包饺子，他们觉得一切都好极了。

我们对门邻居的太太家兄弟姐妹多，常常来她家聚会，又吃又喝加上摆龙门阵打扑克，一顿饭吵吵嚷嚷地吃上五六个小时是常事，于是她也想学。可是在教学过程中，我妈遇到了四川人的死脑筋。有一次教她姐夫拌馅儿，得不断地面对其质疑：“不放海椒（辣椒）嗦？滴点儿海椒都不放吗？”然后，趁着我妈没注意，他狠狠地舀了两大勺辣豆辨酱拌了进去！

除了团长家，这两家人都有两三岁的小小孩。我们那时候都是家家户户敞着门过日子的，这几个小小孩就随时在各家出入，常常可以吃到“百家饭”。当然各家也愿意孩子多吃点儿百家饭，毕竟那是在食品供应紧张的年代。

我那时最喜欢的是饶头的小儿子刚刚。他一岁多那会儿，每天吃过晚饭就立刻开始喊：“戏！戏！”这时候我们这些“孃孃”就得赶紧抱着他去看戏——站在化妆间旁边那条不长的过道上，通过一个大大圆圆的洞看下去，正好是舞台。

每次我们去看的时候，都差不多正好演到一个老地主在呼天抢地：“我的谷子啊，我的谷子啊！”结果这个一岁娃儿很快就学会了，虽然他还说不出整句话，但是我们一问他：“刚刚，戏呢？戏是啷个演的？”他就一边举起小手捶胸口，一边做痛心疾首状：“喔喔喔喔啊！”

刚刚被放到街道上的一户人家里托管时，我还去找过他。那家人穷得家徒四壁，房间里又黑又乱，刚刚睡在床上，我边叫他的名字边四下里摸索，好一会儿才把他从一堆烂棉絮里捞出来。

我是1972年春天下乡插队的，大约是在1974年，我从乡下回重庆过冬，正赶上团里那波占房子的浪潮——因为等分配房子太慢，人们就公然藐视革委会的权威，把一些待周转的空房间堂而皇之地据为己有了。

我们长期跟我妈住在一个房间，老是被我妈吹毛求疵管头管脚，常常有些冲突发生。于是当我们听说，某人占了某处的大房间以后，空出来了我家斜对面的一个小房间（在过道尽头，只有四五个平米的样子），就立刻和一家年轻演员取得了共识，决定共同占用它。后来那家人并未行使他们的占有权，所以它就成我家独有的了。

我们跑上跑下忙活时，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女演员，她问我们在干嘛，二姐理直气壮地回答：“占房子！”那人立刻点赞：“占得好！早就该占！”我妈心里却有点儿过不去，这不是太无组织无纪律了吗？可是，当她嗫嚅着跟我们的邻居即那个女团长检讨时，那个阿姨却安慰她道：“就算分给你们了！”

那个房间虽然小，但却在两面墙上都开着窗户，一边看出去是楼下的公共洗衣池（这样你可以在下楼洗衣服以前先观察一下有没有位置），另一边是“小礼堂”的屋顶（囊括着诗与远方），这又令我十分喜欢它（坏处是顶棚上的老鼠太吵了）。其宽度正好可以横放一张单人床，床边放一个圆圆的木桌，再就是跟随我家多年的几个木箱。将它稍加布置一下，就成了我们的避风港了。

前面提到，团里经过四五年专心搞运动的日子，终于准备上新戏了。记得当时相关人员去北京看了一出叫《槐树庄》的话剧，回来后就照样开练。我那时不知道爱上戏剧是什么感觉（据说它沾了就上瘾，而且终身难以戒除），后来看了一些回忆文章，才知道团里那些人是如何焕发了激情投入新戏的排练中的（连我们的对门邻居都常常兴奋地告诉我们，这出戏在舞美方面有什么新的改进）；也才知道他们对舞台的热爱都达到了痴迷的境地，直到文革结束后的好多年，还在痛心着那些年的荒废……

那时的我只觉得，有些事情似乎回到了以前，比如批判了很久的“导演中心制”——也是，一旦排起戏来，不以导演为中心又能以谁为中心呢？于是那些被批来斗去的“三名三高”们又有些重振雄风了。

那时候只要开始选角色，演员们尤其是介于一线和二线之间的人就开始紧张起来。因为最好的演员永远会是主角，最次的则肯定是跑龙套，而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却有多种可能。听一个邻居孩子说，每次分完角色，她家隔壁的两口子都会因为没分到自己心仪的角色心里来气，最后一定会发展为大吵一架。

这一点我很相信，因为有旁证——有一次我偶然去一个年轻演员家，她刚刚开了剧本讨论会回来，非常激动地翻来覆去地说自己在会上说了一句什么话之后，“导演看了我一眼！”那时经过多年的大揭发大批判，大家对导演之类的人全都直呼其名，我听她称呼某某人为“导演”，觉得很不习惯，所以记到了现在。

最后，这个女演员底气十足地宣称，管得它啥子角色，“只要给我我就能演！”顺便还谋求我的支持道：“你说是不是嘛好梅？”我知道她在年轻演员中并不出色，只好笑而不答。

更有甚者，有一次开会宣布角色分配时，因为对自己的角色不满，一个年轻的男演员居然当场往自己的手上扎了一刀！我从家里的窗口看见他时，他正托着包扎好伤口的胳膊气哼哼地往家走呢，旁边是几个絮絮叨叨地开导劝慰他的人。

不只是大人，我们这些家属孩子也都跟着风魔。每一部新戏，从开始选角，到一次次排练，没有大家不掺和不发表意见的。等到彩排或者招待家属看戏的时候，我们早已对整出戏烂熟于心了。那几年不仅是我自己，连我的朋友们都连带着被我拉着看了好多场话剧，结果后来她们全都看腻了，坚决抵制我继续用话剧票拉拢她们的企图。

除了上戏前乱哄哄的，每天晚上散戏之后也很热闹，大家似乎还处于亢奋中，又是吃又是说的——食堂为每个参与演出的人提供一份宵夜，我们这些闲人虽然跟演出不相干，也纷纷捅开炉子加热剩饭剩菜，然后邻居们都大门敞开，端着碗走西家串东家边吃边议论，把当天舞台上下大小事情都说上一遍，不闹到十二点多消停不下来。

与此同时，各种名目的幺蛾子运动也仍在层出不穷。在两个“军代表指导员”的领导下，大家不是被人批判就是批判别人，或者二者同时进行。

我妈因为在文革前没有在团里上过班，运动初期又去了北京两年，所以对她的批判无法深入进行。不过她还是很小心，早就不允许我看那些世界名著了，还非让我把那些从市人委拿回来的书送回去不可。我只好留下一些还能看的，比如《红楼梦》之类，剩下的都送了回去。

记得我家是全团第一个买电扇的。（那个电扇很小，直径不到一尺，老妈直到五十年后躺在病床上还一直在用呢。）因为重庆最热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室外过夜——“大楼”和“保姆楼”之间有个小坝子，他们就在那儿打地铺或是睡在凉椅上。我们总觉得在大庭广众中睡觉很别扭，就坚持留在室内当“耐温将军”。

可是，虽然每天一到黄昏就往墙上和地板上泼水降温，房间里还是热得像蒸笼一样，所以我妈很想买下那个小电扇，又担心因此被批判，很纠结。那个准备帮她买电扇的年轻演员大而化之地劝说：“反正运动一来你总是要挨批判的，你有这事儿就批判你这事儿，你没有这事儿就批判你那事儿”……因为他的总结十分精辟，所以被我妈当作名言记了一辈子。

确实是这样，那时大人们的日常工作除了排戏就是准备发言稿，以便针对某人以前的“这事儿”或“那事儿”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比如有个纪叔叔曾经写过一个剧本，里面的贫农因为不够聪明办了些蠢事，结果他就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来批判了。

有一次我妈也被要求准备发言稿批判纪叔叔。她想了半天，决定从“丑化劳动人民”这一点出发来写，这样离那些“纲”啦“线”的就有些遥远。她的组长看了一边摇头一边啧啧有声，非常不满地威胁道：“行，你明天就这么说，你就这么说！”意思是肯定通不过去。

还有一次，军代表把两个人写的稿子掺在一起发言，一篇是我妈提供的语气温和比较书面语的，另一篇则是穷凶极恶非常口语化的。结果听起来就很出效果，一会儿是文质彬彬字斟句酌的口气，一会是无限上纲的文革语言，两者交错出现相映成趣，令人忍俊不禁，只有朗读者自己浑然不觉。

听说“四人帮”倒台后的一天，这个早已离开的“指导员”从枇杷山公园的后门进入话剧团，溜溜达达地走下来像是想怀个旧，结果几乎没有人理他，可见他们当年的整人行为是多么不得人心。听说那个“阶级异己分子”纪叔叔正在水池边洗东西，指导员边走边招呼道：“最近挺好的？”纪叔叔回答：“是啊，挺好的。”后来旁边的人笑道：“你应该说，你走了我就挺好的了！”

不过我对那俩军代表没什么印象，只知道他们作为军人完全不了解剧团的工作特点，老想搞军事化管理。有一段时间他们让大家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来跑步，说是为了大家好，结果怨声载道无人领情。

后来好不容易才取消了早锻炼，但每天早上八点开始的例行“学习”却是雷打不动的。那时候年轻的夫妻们大都有了孩子，有的还生了老二，虽然很多人都把孩子托出去找人带，可是早上刚爬起来就得去“学习”一两个小时，这个时间段谁来管孩子呢？

说起来他们真应该感谢我们这些被小娃儿称作“孃孃”的社会闲散人员——那时我二姐从乡下回来在家养病，我也还没有下乡，同时团里还有很多我们这样的家属孩子。我们自然而然地成了带孩子的帮手，起到了小时工的作用。有时候起来迟了，发现邻居已经带着孩子去开会了，我们还会跑到排演场去把孩子接回来呢！

除了军代表一个劲的“狠抓阶级斗争”以外，团里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也没闲着。我忘了这些讨厌的家伙以前属于什么派别了（那时两派组织早已解散），只知道他们实在是一群野心家和投机者。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到中期的那些风云变幻反反复复的日子里，他们一直没有消停，表演得十分精彩。

这些人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姓刘的演员，文革初期造反，成为重庆整个文艺界造反派的头头，后通过“三结合”进入剧团的领导班子。此人最得意的时候曾经问他的手下：“你们觉得我以后当个文化局长怎么样？”人家说那当然没问题了！他听了报以冷笑，指着自己的鼻子反问道：“我？文化局长？我？！”意思是像他那样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怎么可能搁浅在一个小小的文化局里呢？

我对他文革初期的事情有些耳闻。

那时团里有一个女演员，是上过大学有些文化的，人很单纯善良；她的丈夫是团里的编剧，也是老实人一个。他们这样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不大能干，无法左右逢源，所以常常被人嘲笑。

我早就知道什么叫“百无一用是书生”，因为团里那些在社会上混得如鱼得水的人最看不起的就是傻里傻气的书生了。我们都曾被嘲笑过，因为在街上被人抢了手上拿着的水果、因为排队时被人挤到后面、因为当大家争先恐后爬上卡车时还在等待着一声许可……

他家的女儿也是这样，她比我们小十来岁。有一天她受命去街上排队买番茄，一个男娃儿说帮她挤到前面去买，轻而易举地就骗走了她的一块钱。可怜的女孩儿回到团里放声大哭，却还要遭到人们的哄笑……

因为这个女演员的父母在香港，文革初期的某日她被诬陷为特务遭到围攻。刘XX作为造反派头头，很仗义地为她解了围，又故意在她被隔离审查时三天两头地去看她并表示关心。

当时团里的人无不看出刘XX的别有用心，可是他刻意经营的英雄救美行为还是差点儿把那个女演员的心打动了。虽然后来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大家对此人的手段都颇有看法。

到了文革中后期，刘XX的命运变得起伏跌宕，一会儿得势一会儿失势。而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光是看他的表现就知道风向往哪边吹了。

这主要得益于我家的有利地形。我们保姆楼二楼的窗下是团里的交通要道，所有从大楼出来的人，不管是去打饭打开水洗澡洗衣服还是要出门，都得从我们眼皮底下那条窄窄的石板路上走过。隔着这石板路的是一排平房，那里住了两家人，其前门和前窗正对着我家的窗子，其中一家的主人就是刘XX。

于是留在我记忆中的就是这样一些场景——此人一会儿面带得色昂首阔步地行走在石板道上，前后还围绕着一些小喽喽；一会儿却敛声静气地蛰伏于小屋中，偶尔出来也低眉顺眼不吭不哈；与此对应，他家的门一会儿大敞着，文艺界各团的英雄们出来进去煞是热闹，一会儿则门窗紧闭不见人影煞是冷清。

现在想起来，凡是处于后者的时期，团里的鸡就会加快莫名失踪的频率，大家都怀疑是他家的孩子偷的。那孩子在团里名声一贯不好，同时他家也有条件销赃——他们的平房后面是团里的围墙，围墙外则是枇杷山的野坡。那里被他家栏出来一个小院子养鸡，谁都无法观察到里面的情景，不像其他人家住的都是筒子楼，只能在过道里生炉子做饭，谁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闻闻味儿就知道了。

那时只要有收鸡毛的人出现，他家的孩子就会拿个篮子出来卖鸡毛。对门的邻居太太曾经叫住收鸡毛的人仔细翻看检查，还叫我赶紧看看里面有没有我家的；我妈甚至曾经直接去询问他的儿子是否偷了我家的那只鸡，可是都无法确定。那个孩子当时有十二三岁了，平时谁都不怕，可是我妈说那天他连眼睛都不敢直视，只是低声辩解说不是他偷的。

哎呀，怎么又说到一地鸡毛的事情去了？还是赶紧回来关心国家大事吧！

有一段时间，他们这帮人都特别高兴，宣布要到党内来跟走资派作斗争（因为有个新说法叫做“走资派还在走”），于是纷纷写了入党申请书贴在墙上，并分别被分配给包括我妈在内的几个党员，作为他们的入党介绍人。一天我妈去开了党支部会议，回来遭到我的盘问：“开会都说什么了？”我妈很奇怪：“党员开会说什么我怎么能告诉你呢？”我则很不屑：“有什么可保密的，不就是那几个讨厌的家伙要入党么？”

后来我知道，让我妈负责介绍的是一个年轻演员，为人特别自私，在团里口碑很差（他曾经来我家找过我妈几次，我不肯给他好脸色，还被我妈批评为傲慢呢）。听说这个人有洁癖，晾个手绢都要折腾好半天。有一个邻居孩子曾经在我们的“沙龙”里学给大家看，其步骤是先抖开摩挲一番再晾上去，然后退一步歪头看看，再走上前调整；然后再退后观看……反正是不怕步骤繁杂只求平整无瑕。可就是这样一个爱整洁的人，却总是扫完自家的地之后，到邻居门口去抖他的扫把；更有人说，他住在宿舍的时候，有一天一进门，没有看到上铺躺着的人，便用人家的床单使劲儿擦自己的湿手......

后来这些人都没能入党，因为“群众反应”不佳。你别说，“群众的眼睛”还真是雪亮的呢！

到了1975年，情况越来越糟糕，国民经济近于崩溃还真的不是夸张的说法，重庆市面上供应紧张极了，连青菜都很难买到。所以，那一年邓小平的复出很符合多数人期望——经过多年动乱，大多数“群众”人心思定，都觉得该收拾一下局面好好过日子了。所以那时刘XX等人就蛰伏起来了，我家的生蛋鸡也就此不见了。

然后老邓挨批，“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对了他们的胃口。刘家的大门又开了，他们又欢欢喜喜地出来搅和了。

对于那次的所谓“反击右倾回潮”，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们这些人的表演，而是当时社会上非常明显的人心向背。当时重庆街头突然出现了很多广安（邓小平家乡）来的讨饭的农民，跟以往的叫花子不同，他们无论走到哪儿都被重庆人热情对待，有几个年轻演员甚至把街上遇见的讨饭者带到家里招待。

接着就到了1976年。随着周总理的去世，邓大人的下台，这些人的活动更加频繁，在对面的屋子里钻进钻出的十分诡秘，团里的空气也越来越紧张，大多数人都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都预料严重局面或将又一次出现，对这几个家伙的不满也就更加明显。

就在情势越来越紧张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叫廖胖的年轻演员居然被警察给戴上手铐抓走了！这可以说是文革以来团里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了。

这件事我所知不多，只听说廖胖发表了一些反对“四人帮”的言论，结果被那伙人告发了。邻居太太告诉我们这件事时，还特别提到廖胖当时镇定凝重的表情，瞬时间这个平时嘻嘻哈哈的年轻人在我们的心目中成了高大悲壮的英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几个家属孩子只是互看一眼，心里却翻江倒海，充满了对廖胖的佩服、对那些人的愤怒和对局势的担忧。

所以说，在“四人帮”倒台前，别的领域我不知道，反正在文艺界，多数人对他们的倒行逆施已经十分反感了。其实其他领域里的人们也一样，后来听说，连公安局的人都很同情廖胖，他们嘱咐他不要跟同住的犯人说案情，只说自己是因为打架伤了人进去的，这样人家就不敢欺负他……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清楚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传来，我的感觉是连呼吸都顺畅了很多。接着廖胖出狱，刘XX则被隔离审查，成了批判会的主角，最后也不知被判了多少年才回到团里。

都说善恶到头终有报，信哉。

陈好梅专列